张玉法先生还以参加革命的人“来自各个阶级”和资产阶级直接参加革命者甚少为理由，说明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全民革命。对此，我只想说明一点，世界上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都不是只包括单一的社会成份，西欧哪一次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是主要由农民提供了战斗队伍？腐朽透顶而又倒行逆施的封建统治者，必然是严重地损害各个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且因此极大地孤立并被围困于民众怒火之中。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西欧各国革命怎么能够一举推翻封建暴权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呢？张玉法先生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学者，他很重视社团成份的研究并且力求用数量统计来加以说明。他的这些成果对辛亥革命史研究是有所裨益的，但也存在不足之处，正如吴相湘先生所曾指出，即往往未能分清主次关系。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集团或*营垒中，总有处于主导地位的成份和从属地位的成份，决不会是平起平坐、平分秋色。其实，当年辛亥革命志士对于革命队伍组成的设计，其成份本来就是有主次之分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支那民族经营革命之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等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得，革命事业之前列也”(《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第10期。)。所谓下等社会，他们主要是指会党、军人与农民。所谓中等社会，缺乏明确的规定性，但可用较有代表性的杨毓麟的话来加以说明。他曾说过：“诸君占中等社会之位置，惟自居于士类者成一大部分，而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附属焉，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附属焉。”(杨毓麟：《新湖南》第四篇。)这就是把知识分子、商人和各种自由职业者列入中等社会。胡汉民讲得更为直截了当，他干脆改用西欧“第三阶（等）级”一词，并认为：“析其分子，则小资产阶级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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