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影印本），第225页。)辛亥革命的先驱者极为重视中等社会的作用。杨毓麟向中等社会呼吁：“诸君在于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新湖南》第二篇。)陈天华甚至在绝命书中还谆谆嘱托；必须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这样革命才能“一夫发难，万众响应”。 (见劳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4章。)由此可见，主要是反映资产阶级意愿的新式知识分子，构成了辛亥革命的领导层。由他们拟订的同盟会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体现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要求和趋势，并从而决定了辛亥的资产阶级性质。
至于资产阶级直接参加革命者为数不多。这也是各国早期资产阶级的通病，并非辛亥革命所独有。一般说来，资本家多为利己主义者，他们不像起义的农民和革命的工人那样赴汤蹈火，需要借重其他社会力量来作为革命战斗的前驱。如果期望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能够不顾身家性命，率先与封建统治者作殊死搏斗，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恐怕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难以找到的。当然也不能因此就把他们看成无所作为和消极被动的社会力量，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反映自己的*经济要求，并且日益扩大了对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影响。老同盟会员胡汉民早就看到这种情况，他回忆说：“满清盛时，以贵族官僚专制，绅士与官结纳作威福，竟若代表一切，而他无敢言者。迨于末造，经所谓维新变法及预备立宪，乃始承认商会、教育会等为合法团体，通都大邑贸易繁盛，商人渐有势力，而绅士渐退。商与官近至以‘官商’连称，通常言保护商民，殆渐已打破从来之习惯，而以商居四民之首。”(《胡汉民先生自传》（台北影印本）第225-226页。)我还注意到，甚至张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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