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号。)孙中山先生晚年系统讲演民权主义时，更为深刻地回顾了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他说：“最初想造成这种国家的时候，一般革命志士，都以为完全仿效欧美，步欧美的后尘，把欧美的东西完全抄过来，便算是很发达，便可以算是止境。……如果我们细心考察欧美的*社会，所谓革命的先进国家，像美国、法国的人民，现在还是主张改良*，还是想要再来革命。……因为法国、美国现在的*机器，还是有很多的缺点，还是不能满足人民的欲望，人民还是不能享圆满的幸福。”(《孙中山选集》第786-787页。)孙先生当年也是认为西方制度之失在于贫富悬殊，*易为大资本家所操纵。所以，在孙先生逝世半个世纪以后，如果还要用同盟会的民权主义纲领来证明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否定其资产阶级性质，那是不大符合历史原来状况的。
至于“排满”这一口号确曾为广泛的阶级、阶层所接受，这是因为清朝政府媚外辱国、倒行逆施，已经成为国内一切矛盾的集中点。也正由于如此，“排满”遂被台北有些学者看作全民革命论的有力根据。但他们不理解，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虽然是继承的明末清初“排满”的传统，但其社会实质已经明显区别于前者。拙作《‘排满’与民族运动》一文，对此已经作过较详尽的论述。(载于《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历史表明，“排满”虽然装着古老的外衣，却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近代民族运动。在多数辛亥革命志士的心目中，“排满”几乎就是民族主义的代用词。而稍为了解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民族主义和民族运动都是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可以看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排满”宣传，从兴中会宣言到邹容的《革命军》，到历来被讥为“狭隘种族主义”的《天讨》等等，也都是与发展资本主义和扫除封建障碍联系在一起的。如《天讨》刊载的《河南讨满州檄》就说得很清楚：“夫河南者，为四通之地，有铁路则交通之事易。路而售于外人，则第一之利权已失。有矿产则应需之品足，矿而售于外人，则第二之利权又失。夫占利吾路矿者，吾仇也；卖吾路矿者，吾贼也。至于今日，欲为利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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