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藩院则例》。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适应于边疆各个民族和地区的《理藩院则例》修订告成。  《理藩院则例》源于《蒙古律例》，而《蒙古律例》又是清朝先后颁行于蒙古的《盛京定例》《蒙古律书》《蒙古例》等法令的最后修订本。乾隆六年(1741)，《蒙古律例》告成。尔后，乾隆年间又多次增补修订，至乾隆  五十四年律例条文已有209条。19世纪初，嘉庆十六年“811)，清廷在理藩院设立“则例纂修馆”，在增补刊印《蒙古律例》的同时制定《理藩院则例》。

由此可见，《理藩院则例》的编修，虽然是在《蒙古律例》的基础上增补的，但大部分内容是根据边疆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的情况而编修的。《理藩院则例》的制定是清朝在边疆地区的正式立法，用国家颁布的法律来约束各个民族地区，达到国家法制的统一。可以说，《理藩院则例》是理藩院机关内部指导边疆地区的工作条例。有的学者认为，《理藩院则例》决不只是理藩院机关内部的工作条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是中央政府颁布的地方区域性的基本法。“所谓基本法，是相对普通法或单行法而言，基本法由国家最高当局制定和颁布，规定了国家或国家有关区域的基本经济、*制度，权力、行政机关的设置体系和活动原则，有关区域的单行法和习惯法都不得与基本法相抵触。《理藩院则例》就是适用于蒙古等特定区域的基本法。”

 (2)《蒙古律例》与蒙古立法。

1644年以前，清朝已经颁布了《蒙古律书》，这是适用于蒙古地区的单行法规。顺治、康熙、雍正年间，  《蒙古律书》屡经修订、完善，构成了蒙古律的基本框架，初步创立了蒙古法律制度。乾隆五年(1740)，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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