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兔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本来“三年之丧”的仪礼，据可信的资料《孟子·滕文公上》的记载，这是由于孟子的鼓吹才达到实践阶段的。所以，虽然《论语·阳货》中有孔子时代已经实行的纪录，但这是不能凭据的。不过，如果认为孔子的时代已经开始议论这一问题的话，《阳货》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珍贵的数据。在问答中，对于把“三年之丧”的宗教仪礼，视为造成道德性、政治性“礼乐”的“崩溃”而加以批判的宰我，孔子是站在拥护的立场上的。因孔子并不是从宗教性意义上来理解它的，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伦理性的东西。孔子把“三年之丧”作为伦理性而加以拥护，直率地说，就是他将其视为对父母的“仁”（实际上是“孝”）的表现而给予很高的评价的。这种认识我们在《论语》的其它篇章中还可以看到。《论语·学而》：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里仁》：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如上所述，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期的儒家，盛传并推动了“三年之丧”等厚葬久丧，并以此作为“孝”的伦理表现而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代的墨家，从提倡尊崇“鬼神”、“天”的宗教性诸思想的立场，对此进行激烈的批判。《墨子·节葬下》中，在确认其事实的同时而展开了彻底的批判：

    后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丧以为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

    笔者认为这篇文章的时代稍晚于孟子，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是对战国后期儒家厚葬久丧的一个发难。历来的《墨子》研究，只是将此视为出自墨家独特的功利主义性（utilitarian）节葬论的批判。但是这种理解只不过是一个方面而已。其实墨家从自己的宗教思想（明鬼论、天志论）出发也批判儒家的厚葬久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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