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允许民间收藏的书藉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他们就将卜筮之书的《易》当作经典而引进，以研读《六十四卦》并为之作注为隐身之术，继续开展了自己的思想活动。但笔者推测，除了这种政治上的原因之外，应该说面临着新的时代，儒教的思想内容也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相应的变化。

    当时的儒家思想家，为了把本来与儒教没有关系的《易》赋予儒教性的意义，使其儒教化、经典化，而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例如，编造了鼻祖孔子在春秋末期爱读《易》，而且写作“十翼”等故事，将孔子和《易》联结起来。又为了将孔子视为楷模并仰慕的、作为儒敎象征的周文王、周文化与《易》结合起来，而编造了故事。（《易》之名称改为《周易》，正是这一变化的反映。）在为《易》作注的过程中，在“十翼”中大量加入《六十四卦》本来所不具备的儒教的高深的哲学、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等等。如果探寻其背后所存在的思想原因，可有以下三点。

    第一，原来不擅长形而上学思考的儒家，通过将《易》经典化及撰述《易传》等媒介，为儒家内部导入了大量道家的形而上学，试图借助道家的力量拂拭儒家在营建基础思想体系中的不安。第二，希冀获得一部从根本上可以支撑起孔子言说、甚至儒家思想体系本身的经典，也就是说，当时五经（《诗》、《书》、《礼》、《乐》、《春秋》）正在完善之中，他们试图获得一部远远凌驾五经之上的、最高的经典。第三，作为占筮之书的《易》本来具有巫术性、宗敎性，儒家对此原来是加以批判的，现在一改其衷，将《易》的巫术性、宗敎性也包容于自己的内部，作为达到象数家理法、哲学的“数”及儒家伦理、政治的“德”所必要的基础阶段，从而使儒家的思想世界更为丰满。尽管如此，第三点却也是西汉后期到东汉间基于《易》和《春秋》而产生的儒教的灾异说化、谶纬说化之先驱。

    上述各种努力的结果，《易》的儒教化、经典化，可以认为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因为其中附加的儒教的高深的哲学、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等，到了西汉初期《易》已经被看作是孔子阅读并撰写了注释的儒教的正统文本，所有的儒教信奉者都必须学习的经典。随着时闲的推移，《易经》在五经中的地位逐歩提高。西汉中期以后，《易经》终于上升到了五经首座的位置。这以后，直到近代为止，在作为旧中国统治思想的儒敎中，《易经》长期保有了首席的地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发挥形而上学的机能。

    过去笔者曾参照《论语》等古文献中的孔子思想来探讨孔子对于《易》的看法。在此将其结论简述如下。

    孔子曾经读《易》的记载作为史实値得怀疑。这也应该看作是为了将《易》儒敎化、经典化，而需要编制的故事。自古以来所引用的孔子读《易》的证据之一在《论语·述而》中：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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