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苟贫，是粢盛酒醴不净洁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乱，是祭祀不时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从上抚之曰：“我有是人也，与无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与无是人也，无择也。”则惟（虽）上帝、鬼神，降之罪厉之祸罚而弃之，则岂不亦乃其所哉。

    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御乎祭祀，以致孝于亲。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在这些文章中，他以如果实行厚葬久丧，不仅不能继续“祭祀”“上帝、鬼神”，而且“上帝、鬼神” 还有可能降下“罪厉、祸罚”为由而加以批判。上文所引的《墨子·公孟》有：

    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

    此文也不仅是从节葬论的立场而发的批判，而应该视为出自于其宗教思想（鬼神论、天志论）。所以，在墨家看来，儒家的厚葬久丧之“礼”并不是以“事上帝、鬼神”为核心的宗教的原来面貌，只不过是为实行世俗伦理“孝”的一种利用手段而已。

    由此，战国后期的儒家采取一面是无神论，一面又肯定宗教仪礼的“礼”这样一种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态度。《墨子·公孟》有：

    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祀。”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

    在此，墨子对儒家公孟子的激烈批判，可以说尖锐地道破了儒家的“学祭礼”就是离开原来的宗教而陷入虚伪的造作之境。但是在儒家看来，这并非是自相矛盾的。其原因在于儒家并不是把厚葬久丧等诸“礼”，因其宗教的理由才给予肯定性的评价，而是从其为“孝”之始的伦理而予以肯定性评价的。如前所述，在儒家思想的内部，提倡无神论和肯定“礼”，二者正是统一的，而且它已成为孔子思想之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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