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旨在维护清王朝的统治，革命派发动革命运动旨在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新政与革命从根本上是对立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关于新政与革命的统一性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刺激了新政改革的产生与发展，清政府的新政改革与预备立宪有着明显的对抗革命的目的。19世纪末，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革命运动与维新运动几乎同时发轫。当维新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势力残酷镇压之后，康梁维新派被迫流亡海外，成立保皇会，继续拥戴光绪皇帝，庚子年间唐才常自立军“勤王”活动的失败，使不少人在失望中走上武装反清的革命道路；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势力也在潜滋暗长，革命运动逐渐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1900～1901年，在历经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入侵这样内外夹击的所谓“庚子事变”后，大清王朝在惊涛骇浪中跨入了20世纪。新世纪的到来，并没有给这个日薄西山的旧王朝带来新气象，险恶的国内外*形势使清政府面临着一个难以收拾的局面。有识之士惊呼：“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注：张之洞：《致西安鹿尚书》，《张文襄公全集》卷171，页23，中国书店1990年版。）在血与火的历史教训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刚刚残酷镇压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为图自保而不得不亲手祭起“变法”大旗。据时人记载：“及乎拳祸猝起，两宫蒙尘，既内恐舆情之反侧，又外惧强邻之责言，乃取戊、己两年初举之而复废之政，陆续施行，以表明国家实有维新之意”。（注：《论中国必革政始能维新》，《东方杂志》第1年（光绪三十年）第1期。）清末新政的兴起有着明显的对抗革命的一面。然而，新政的开展并没有缓和革命的压力；事实上，革命运动正在进一步蓬勃地发展。1906年，清政府在将新政改革推向*体制变革谋求预备立宪时，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希图借立宪来达到消弭革命的目的，考察*大臣载泽那个被时人称为“吾国之得由专制而进于立宪”之“枢纽”的密折，就曾宣称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注：《奏议·镇国公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宪政初纲》（《东方杂志》临时增刊），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版。）这是清廷接受预备立宪的关键。1907年，张之洞进京奏对慈禧太后“出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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