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交民巷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后划入使馆界；外馆虽在安定门外，但年班来京的蒙古王公或自有府第，或租赁民房，也已多年不住，内外馆监督“无从稽查，无可弹压，几同虚设”，寿耆又上奏，提出将两职裁撤。23以上所奏均获谕准。宣统元年十二月，宪政编查馆奏准京外各衙门设立宪政筹备处，理藩部遂把调查、编纂两局改为调查、编纂两科，合为宪政筹备处，筹备藩属地区宪政事宜。后来，又以藩属地区人民程度不齐，教育未备，家族政体未尽改，游牧旧习未尽除，决定在宪政筹备处内附设一藩务研究所，所有掌印、帮印各员均入所研究，筹商藩属地区宪政诸事。24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清政府内阁官制改组，成立新内阁，理藩部和其他部一样，尚书改称大臣，侍郎改称副大臣。
光绪三十二年，清朝王大臣厘定理藩部官制奏案中，曾经计划添设殖产、边卫两司，拟议殖产司开垦蒙地，保护林业，整理牧畜、牲猎、织造、皮线、骨角，筹修铁路，开辟矿产，兴举渔业、整理盐法；边卫司掌训练、征发蒙藏军队，筹办学务、台站、供支、边疆界务、商务、互市等事。看来，设立这两个司为的是在蒙古地区更好地推行新政。不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寿耆等人以“事体繁重，一时骤难举行”为由，提出由理藩部咨商各路将军大臣及各部落盟长，“体察所属各旗情形，何地宜兴办何项新政，总期设施得宜，有利无弊，一俟详细复查后，再行会同度支陆军学部，农工商邮传部等衙门，分别核议，妥拟章程，奏明办理。”25 直至宣统元年八月，宪政编查馆会奏复核各衙门九年筹备未尽事宜时，还认为此举“关于藩政要图，不能不亟为筹及”。26但是，直到清朝灭亡，理藩部也没有设立殖产、边卫两司，关于蒙古官学扩充为藩言馆的筹议，最终也没有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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