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福州船政学堂调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也正是相中严复的海军专业素养，如果仅仅分派严复负责北洋水师学堂的外语教学不但是大材小用，而且也违背对严复培养的初衷。如果北洋水师学堂急需外语师资，可就近从北京同文馆选调他人，不必远调福州船政学堂也同样需要的、在海军业务方面正在使用的严复。留美归来的幼童梁诚曾被分在北洋水师学堂继续学习，1882年3月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称严复是“我们的总教习”，还详细提到严复讲授几何及代数的有关情况，由此可见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还担任了数学的教学任务。后来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过的林献也曾回忆说：“光绪六年(1880)，天津设立水师学堂于东局。以严宗光（即严复，字又陵）为总教习。”（注：林献炘：《海军务学校沿革之概况》，张侠等主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431页。）在这里也提到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的职务是“总教习”，而非是“洋文正教习”。现在看来，严复是“总教习”或是“洋文正教习”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根据，至于孰是孰非还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和考证。笔者认为由于北洋水师学堂初办时师资有限，学生不多，严复可能是同时担任几门主干课程的教学任务，因而当时人们在提到严复职务时便各取所需，不可能把严复担任的所有职务都提到，以至造成今天人们根据不同的史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不管严复是“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决不是一般的普通教习，而是占有相当的重要地位，并不像马先生在文中所说的“其地位并不高”，这可以从以下几件小事来说明：第一，1880年8月27日严复向李鸿章报到，李鸿章马上函告吴赞诚：“嘱于明日趋谒台端。见在学堂甫经动工，应否留局暂住，讨论一切。”可见严复一到北洋水师学堂，便立即被指派参与学堂筹备的各项工作。第二，1880年末严复拟从“明正超支预借两月薪资及船费50两”回老家探亲，当时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吴赞诚已回南方就医。在这种学堂暂无最高行政主管人员的情况下，严复这一很平常的请求是由更上一级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批准“均属可行”。如果严复仅是一个普通教习的话，或者说在严复之上还有直接领导者的话，当然也就没必要烦请李鸿章为这种小事亲自过目。第三，1882年1月严复回福州为北洋水师学堂招收新生，在招生过程中从出题、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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