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先生认为“李鸿章与严复关系之疏远应在甲午之后”，实际上早在中法战争的时候严复与李鸿章的矛盾就开始加深。在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一心妥协，又听信前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的谎言，于1884年5月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定》）五项，这件事后被人揭发，李鸿章猜疑严复参与了其事，使双方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李鸿章开始与之保持一定距离，严复“亦愤而自疏”。（注：均见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统严君墓志铭》，王主编《严复集》(5)，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2页。） 

关于李鸿章与严复关系疏远的原因，马先生认为主要是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遭到诽谤，严复于是想舍北就南，投奔张之洞，这种说法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与关键。实际上从深层原因来探讨，严复与李鸿章关系疏远的真正原因是*理念与价值观的分歧。严复刚到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时可谓意气风发，怀有经世安邦之志，留学归国决心大展宏图，好好地干出一番事业。但在北京、天津的官场中他也第一次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以及无所用心的保守主义、自满和懒散等现象。严复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此“极喜议论时事，酒酣耳热，一座尽倾，快意当前，不能自制，尤好讥评当路有气力人，以标风概，闻者吐舌，名亦随之”。严复常常“往来于京津之间，朝之硕臣及铮铮以国士自期许者，咸折节争集先生之庐”。（注：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页，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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