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时局日艰，一些先进之士认为民众散漫乃中国弱败之原，救亡图强之法在于“合群”。甲午后合群之论在维新人士大力提倡下，形成颇为壮观的社会思潮。恰在此时，西方社会学开始传入中国，并且很快与合群之说形成一种杂糅错综的关系。因当事之人将这两种学说都称作“群学”，而后人未能深辨其中名实的同异，因此造成学术上的一些误会和纠纷。本文拟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中心，梳理其中纷纭委曲，以呈现清末群学繁委纡深的本来面目。

一 

关于清末的群学和合群思潮，前人已有相当的研究，但多集中于对群学、合群思潮与戊戌维新运动之间的关系方面。论者指出，甲午战后，因维新人士提倡合群、创办各种学会，从而把维新运动推向高峰（注：参见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载《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王宏斌《戊戌维新时期的群学》，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0-263页。王宏斌《二十世纪初年的“群学”》（载《史学月刊》1985年第5期）一文，对20世纪初年的合群思潮也进行了深入分析。）。然而多数学者认为群学就是社会学，实与历史的真实面相相差甚远。仔细考察前人相关研究，不难发现仍有游移和自相矛盾之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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