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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群学辨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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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40: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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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麓先生认为“群学就是社会学”，同时又指出：维新派“是借西方的社会学来发挥自我的群学观念，已不是西方社会学的原型，其实他们对西方的社会学并不太了解”。（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载《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杨雅彬认为：“虽然19世纪末提到的‘群学’一词，不完全等同严格而准确的社会学，但确实掌握了社会学的核心。”（参阅王康主编《社会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7页））。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群学是否是社会学这一问题，论者各执一词，实为分歧的焦点（注：韩明谟认为，“康有为在长兴学舍讲的群学就是社会学”，并说群学“就是组织教育群众之学、拯救中国于危亡之学”。（参阅韩明谟《中国社会学一百年》，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萧国亮判断康有为的群学“应是西方之社会学”。（参见袁方主编《社会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页）陈树德却认为，“当时康、梁所讲的群学，不是货真价实的西方社会学，而是把一鳞半爪的社会学常识和中国传统的‘群’的观念揉合起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所谓‘新学’而已，离西方社会学的原型甚远”。（参阅韩明谟《中国社会学一百年》，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丁乙也认为康有为的群学是否“初传中国之西方社会学”，“大可值得商榷”。理清其中是非，实为研究晚清思想文化特别是社会学史的一大关键。（参阅丁乙《西方社会学初传中国考》，载《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6期））。于是有广义、狭义说（注：王宏斌指出：“英文Sociology，严复译为群学，现在译为社会学。从广义方面讲，包含有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而当时维新派普遍使用的则是狭义的群学，即建立资产阶级*团体的学说”。（参阅王宏斌《戊戌维新时期的群学》第1页注释）），两层含义说（注：廖梅在《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中指出：“在晚清维新者心中，群学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指社会学……二，由字面意义引申而来，专指合群的学问。”（见该书第94页））等等。尽管这些论说与以往其他学者的研究相比，确有很大进展，但仍未能正确揭示当时群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由于众多学者关注的重心是群学、合群思潮与维新实践即创办学会之间的紧密联系，忽视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群学与严复的群学事实上存在的重大区别。
1895年底，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序》中说：“夫挽世变在人才，*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尝考泰西所以富强之由，皆由学会讲求之力。”（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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