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学会和政党可以兼二为一，那么与议会合而为一也顺理成章。1898年4月，谭嗣同说：“今请于行省设总学会……府厅州县设分学会……凡会悉以其地之绅士领之……官欲举某事、兴某学，先与学会议之，议定而后行……民欲举某事、兴某学，先上于分学会，分学会上于总学会，总学会可则可行之……于是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注：谭嗣同：《壮飞楼治事十篇》，《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438页。）设立南学会时，维新人士便设想“以此为议院规模，利权尽归士绅，即右帅（陈宝箴，字右铭——引者注）去，他人来，亦不能变动”（注：《皮鹿门日记》，丁酉十二月一日，转引自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第227页。）。后来梁启超作《谭嗣同传》，回忆南学会说：“盖（南学会）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注：梁启超：《谭嗣同传》，《戊戌变法》(4)，第50、51页。）

综观此时康有为、梁启超关于群的论述，很少提到西方的社会学。《说群》一文是梁启超早期论群的代表作，虽然提到群学一词，然而整篇引经据典，以论证合群之合理性与必要性（注：王宏斌《戊戌维新时期的群学》（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对此有详细论述。）。在《说群自序》中，他甚至自创“群术”一词，与“独术”相对，作为一种有效的治国之术：“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善治国者，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一人，因此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故，所当行之事，使其群而不散，萃而不涣，夫是之谓群术。”（注：梁启超：《说群自序》，《知新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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