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康有为惟有一次正式提到社会学，是在1898年春出版的《日本书目志》中社会学书目之后的一篇按语里。他说：“大地上，一大会而已。会大群，谓之国；会小群，谓之公司，谓之社会。社会之学，统合大小群而发其胹合之条理，故无大群、小群，善合其会则强，不善合其会则弱。”“昔在京师合士大夫开强学会，英人李提摩太曰：‘波斯、土耳其、印度久经凌弱，未知立会。中国甫为日本所挫，即开此会，中国庶几自立矣。’夫以一会之微，而泰西乩国者辄以为关存亡之故，社会之用亦大矣。”（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60、761页。）在康有为眼中，社会学即与强弱存亡直接相关的合群立会之学。因此，对社会学书目进行归类时，康有为毫不犹豫地把社会学列入*一门内。由此可见，尽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合群立会之说受到社会学的影响，然而从这些论述来看，他们对社会学的认识存在明显偏差。
一些学者已经指出，虽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合群之说还包含研究学问、社会改良、建立商会等其他内容，但其关注的中心是*，因此其群学带有浓厚的*色彩（注：参见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载《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王宏斌《戊戌维新时期的群学》，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第230-263页。）。由于诸多原因，维新人士设立的各种学会事实上并不具备西方政党、议会的规模与功能（注：参见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第230-263页。），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们立会之时带有此类*意图。张灏也指出，梁启超的“群”这一概念涉及*整合、*参与以及*共同体等重大问题（注：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9页。）。王宏斌也认为其合群立会之说与其说是社会学，不如说是一种*思想（注：参见王宏斌《戊戌维新时期的群学》，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相比之下，严复对西方社会学的了解比较正宗和地道。西方早期的社会学，受到当时迅速发展的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多从实际经验出发，强调从整体的角度研究社会，试图成为一门系统地描述社会构成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科学。严复的群学直接从英国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著作翻译而来，他在《原强》一文中就对其学说进行介绍：“斯宾塞尔者……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又用近今格致之理术，经发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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