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和邝兆江都举出光绪皇帝并不全部接受康有为的变法建议的实例，说明光绪皇帝在变法时并不听从康有为的，邝兆江并且仔细考察了康有为所上奏折（包括其代拟的奏折）与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上谕之间的关系，指出戊戌新政“来自多源，绝非康有为一派所能垄断”，康“对新政的贡献仅见于当时颁下的部分变法上谕”，从而断定康有为并非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 

这两位的研究方法，其实并不新鲜，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就有人用过了。那时有个叫梁鼎芬的，时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他写了一篇《康有为事实》，就是通过分析康有为与新政上谕之间的关系来说明朝廷的变法是由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主持，由中外公忠王大臣奏请举办，而与康有为无大关系，康有为不过“侥幸得名”。梁的文章写于光绪二十四年(1998)十月，署名“中国士民公启”，是向驻华使团散发的，目的是使外国人认清那个刚刚因变法失败而逃亡海外的康有为的“真面目”，使他不能在国外避难。文中列出康有为三十二条“罪状”和“劣行”，多为不实之词，但有一条即第三十条写得比较严肃，兹照录如下： 

康有为自称此次变法者为维新党，且自名曰党魁，中外报馆不察，群以变法推之，可谓侥幸得名。各省士民不服此议论，诚以中国采用西法，不自今日始，更不自康有为始。我皇太后垂帘听政，先后二十余年，如京师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馆，又派出使各国大臣、出洋学生，南北洋设制造局、招商局，福建设船政局，开平设煤矿局诸大政，皆内外公忠王大臣相时奏请举办，都蒙皇太后俞允。中国变法之勇之善，无逾我皇太后者。我皇上禀训承志，亲政以来，若铁路、海军、电线、邮政、银元，各省洋操，各省武备学堂，各省制造局，各省矿务局，此我皇上变法之实政，亦皆内外忠正王大臣相时奏请举办，都蒙皇上俞允。凡此在康有为未言变法以前之事。即谕令新政，京师大学堂，御史王鹏运奏请特旨派孙燮臣协揆家鼐办理；经济特科，翰林编修严修奏请；变科举奏，张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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