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改革之事……交部署议驳。再下枢、译两府议。上意在必行，大约不日即须奏上，都下大为哗扰云。”（注：李符曾致张之洞礼，见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7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8年。）这封信是已故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李符曾写的，他有父亲的背景，对朝廷的动向和京中舆论颇为了解。“都下大为哗扰云”说明“开制度局”已成为朝野议论的中心，而且反对的意见很强烈。有军机大臣扬言：“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53页。）王大臣既得到太后“尽管议驳”的指示，也就不管光绪皇帝的态度了。六月十五日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和总署大臣庆亲王奕劻等复奏，提出所谓变通办法，将康有为建议“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改为“选翰詹科道十二人，轮日召见，备顾问”。这种变通，形式上与康有为的建议无大区别，实际上是排斥维新派入值宫中，并且将“议制度”改为“备顾问”，使其完全成为传统的咨询机构。所以康有为哀叹说“于是制度局一条了矣”（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53页。）。光绪皇帝面对这个似乎并不违旨的变通办法也无可奈何。
胡绳先生在论及开制度局问题时曾说：光绪皇帝未就康有为的开制度局的建议直接发明诏，而交给王大臣会议，结果成为“虚文”，这一方面反映了光绪皇帝的处境困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的*态度。（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682页。）意思是说，光绪皇帝对那些他非常赞成的建议就发明诏，对那些拿不定主意的建议就下部议，他对开制度局的态度即属后者。胡先生的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从本文上述开制度局一事的经过看，光绪皇帝是急于开制度局的，他之所以几次谕令大臣们议复是因为这项建议“事关重要”，不得不经王大臣会议。在这项建议被“变通”而实际被否决后，康有为和光绪皇帝并未放弃在宫中设议政机构的努力，只是他们也有“变通”，这就是改开制度局为开懋勤殿。
早在六月上旬，在王大臣尚未最后议复开制度局折时，康有为就授意梁启超为李端棻草拟请开懋勤殿折。李端棻原折未见，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说此折内容之一是“开懋勤殿，议制度”（注：《戊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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