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个人自由的关注上，谭氏在第一阶段极力在正统经学中寻求资源。他的个人自由，就是要将“喜怒哀乐视听言动之权”，全部掌握在自我手中，这样才能达到“自治”与“治人”。而这种个人自由是必须通过儒家的修身养性与善用“中和”来实现。同时，这种民之自治式的个人自由又要依靠当权者的富民养民之道来实现，还须防备君与官同民争利。谭氏在强调个人自由时，始终没有放弃其世界主义的倾向（“大道为公”）。第二阶段里，个人自由被视为一种自主之权，同前一阶段的“自治”相仿，但是他以为自主应包括“平等”、“自由”与“节宣惟意”三个方面，而他却仅仅突出平等之权，至于“自由”，“节宣惟意”，究竟是什么，应包含什么，语焉不详。即便是他所重视的平等，也不知具体所指。因此，他的个人自由情怀，与其说是关注个人之权利，不如说是传统的个人修养；与其说他追求平等之权，倒不如说他迷恋于平等之精神。实质上，他所指称的个人自由，恰是在儒家威权主义之下一种自我放纵（“节宣惟意”）。在第三阶段，他根本没有再提什么“自治”、“平等”与“自由”了。当然，我们应当看到，谭氏民之自主的个人自由观，一方面源自他对秦政以来中国政教的估价，“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页337）； 另一方面得益于他对儒家思想的中心概念“仁”的改铸（“仁——通——平等”）。他的此种追求众生平等与集体主义式的个人自由观，尽管与西方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不可侵犯的确有些相同之处，但是，却与将个人自由始终置于最高关怀的自由主义理论大异其趣。因而，在对个人自由的把握上，谭氏始终是一种儒家自我修身式的，这就明显误读了西方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偏爱，更不用说他会亲近个人主义这一自由主义的根柢。

　　谭氏的集体主义式的个人自由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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