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氏对权力结构关系的耳目一新之见，并不能掩饰其民主理想的比附之嫌。“夫佛、公山之召而欲往，犹民主之义仅存也”（页334）、 “尽改民主以行井田之法”（页352），此种民主， “于人为功夫纯熟，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也”（页370）。另外， 他以天国为民主，“民主者，天国之义也”（页351）。但是， 他还是显露了其民主理想的乌托邦意识，憧憬法国式的民主，“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页342—343），其对不平等的痛恨之情赫然可见！

　　在最后阶段，个人自由已排除在谭氏的视野之外，他积极投身于湖南的维新事业，对权力结构的认识转向对官民关系的重新评估，同时全力依赖学会，冀图以此行“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页444 ）来改善官民关系，有限地伸张民权。在他看来，“中国之官之尊也，仰之如鬼神焉”（页439），“事所以不治，有为之隔者也”（页438）。因此，应依靠学会，使“官民上下，若师之于徒，兄之于弟，虽求其情之不通不可得也”，从而达到“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页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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