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然后“因之以变官制，下以实献，上以实求，使贤才登庸而在位之人心以正。且由此进变养民卫民教民一切根本之法，而天下之人心亦以正”（页210）。归根到底，谭氏认为，要兴民权， 就必须“变通科举”，“以期速开风气而广育人材”， “广育人材， 为变法之本”（页237），这就直指清王朝的取士用人制度， 与“开民智”内在统一起来。在具体推行其变法主张，鼓吹“开民智”“兴民权”时，他又倾向于仰仗封疆大吏，“方今海内能兴民权者，系惟我公（指陈宝箴——作者注）”（页279），显示其调适倾向。
尽管谭氏对兴民权大加鼓吹，他心中的民主理想不过是远追唐虞之遗风，“所谓民主者，尤为大公至正，彬彬唐、虞揖让之风”（页197），并且没有争权夺利之事端，所谓“祖父之产，身后不悉归于子孙，犹然民主之法推也， 是永无兄弟骨肉争产之讼， 与夺嫡争继之讼”（页198）。
在第二阶段里，谭氏那一向为人称道的《仁学》，是他“远霸金陵，孤寂无俚”（页529）与为了应付友人“大善知识”，“畅演宗风， 敷陈大义”（页439）之嘱的产物。 此时的谭嗣同认为个人自由是“不失自主之权”（页350），“可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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