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结构中的君（臣）民关系，这时成为他关注的重心。君主，在他看来，“君者公位也”，“人人可以居之。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戳之，初无所谓叛逆也”（页334）。承此， 他重新审视君（臣）民关系，“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臣也者，助民办事者。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故夫死节之说，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民之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页399）。更有进者， 他将民与国联系起来，“国与民已分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无惑乎君主视天下为其囊橐中之私产，而犬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民既摈斥之国外，又安得少有爱国之忱，何也？于我无与也”（页341）。 由是可知，谭氏在阐释君（臣）民关系时，预先设计了一个初民社会，将君民关系拉平，这就将平等精神注入权力结构关系，突出民（个人）的地位，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但是又依附于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