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对以什么标准据事实录，以什么尺度评价人物形象问题，梁氏能根据史学性传记与文学性传记之不同而加以区别对待，从而第一次比较科学地回答了传记的文史关系。

　　中国古代一向文史不分，所以当古人论及史传时，每每喜欢讨论其文学成就的高下，几部写人叙事技朽高明的史书，大都受人首肯，并敏锐地洞察到史传与小说的关系，指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中来”[4](P209)，但对如何借史传以实现史学的目的却始终语焉不详。当古人论及正史之外的散传时，则又常常习惯于把其与史相比，而不能把重点放在研究人物形象塑造问题上，尤有甚者，有些散传反因讲究人物形象刻划，并取得较高文学成就而遭到责难，真可说是咄咄怪事。如清代侯方域的《李姬传》、《马伶传》，刻划人物，生动传神，是难得的人物传记，但当时的汪琬却很不以为然，认为“以小说为古文辞”，不是实录而有夸饰，因而“不雅驯”，另一位叫陈令升的更以“尚不能出小说家伎俩，岂足名家”的言语相攻击。与古人相比，梁氏不是孤立地看待传记的文史关系，而是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而其论述更新近传记实际。无疑，梁氏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以上我们简单谈了梁氏传记理论的贡献。最后必须附带说明的是，梁氏的传记理论远非至善至美，尚有许多观点值得推敲。限于篇幅，这方面内容我们只得从略了。

　　(文章来源：《北方论丛》，200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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