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些有着生动的人物形象的优秀史传反不被看好呢？原因就在于梁氏认为史学性的传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应该与文学性的传记有所区别。对此，我们在论述“据事实录”问题时实际上已作了初步的说明，此处我们再加以深一层的研究。

　　对于文学性传记的人物形象塑造，梁氏的理解跟前人是一致的，此一类传记中的人物形象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物形象，也就是借助于文字把他们如实描画出来的一个个有着七情六欲的现实生活中的人。而“一个社会中想找两个绝对同样的人，断断找不出”，所以从事文学性传记创作的作者，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人与人不同的个性写出来。也正因如此，所以文学性传记除了不能凭空虚构外，其他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与小说是相通的，可互相借鉴。这就是梁氏所谓的懂得《水浒传》的写人艺术，“对于传记文作法便有入手处了。”

　　但是对于史学性传记，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这样的形象塑造了，因为它还要承担更重要的史学任务。依据梁氏的理论，如果我们把文学性传记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称之为生活化的形象的话，那么史学性传记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我们可姑且把它称之为是历史化的形象。担负载史重任的史学性传记，不能停留在生活化的人物形象塑造上，而要上升到历史化的人物形象塑造的高度。这有两方面要求：其一，在传主选择上，要认取梁氏所谓的“历史的人格者”作为对象。“历史的人格者”实际上就是历史上的英雄，伟大人物，他们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着主动的作用，对历史的进退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其二，在传主形象的塑造上，应把他放在历史的座标轴中加以考察，要选取那些能表明其历史位置，能揭示历史因果律的材料来进行刻划。如果仅仅是为写人而写人，把他从历史中孤立出来，那么从史学意义上说：“一个古人之贞邪贪廉等，虽纪载失实，于我辈何与，于史又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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