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家眼中的传记。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倡导者，曾被誉为“史林泰斗”，当他站在史学家的立场上时，对传记更多的是提出史学上的要求。作为史学家的梁氏，他对传记属于史学范畴这一点是坚信不疑的。如他早在1902年发表的《东籍月旦》、《新史学》等著述里，都是毫不犹豫地把传记归入到史学中加以考察。那么，作为史学家眼中的传记，具体应该有哪些要求呢？梁氏主要提出了三点：

　　第一，传记要求以忠实客观的态度叙写真人真事，反映出历史的真相。梁氏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就是“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这就像画一个人，要绝对像那个人，“假使把灶下婢画成美人，画虽然美，可惜不是本人的面目。”[2](P157)正因如此，尽管《史记·屈原列传》情感浓烈、催人泪下，梁氏却认为这篇传“事迹模糊，空论太多。这种借酒杯浇块垒的文章，实在作的不好”，“把史学家忠实性失掉了去”，“失却作传的本意了。”[2](P194-199)后来梁氏在《作文教学法》里也一再强调，凡从事传记之类记载文写作的人“万不可用主观的情感夹杂其中，将客观事实任意加减轻重。”[3](P6)

　　第二，传记要求通过对真人真事的叙写来揭示出人类历史进化的因果关系。梁氏基于自己的新史学理想，认为传记既为史学之一种，它理应负起“揭示人类历史进化之因果关系”（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收录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讲稿）、《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讲稿）等史学著作，此引文及本文其他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据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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