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说的写人手法来说明传记的作法，可见，梁氏眼中的文学性传记与其史学性传记是迥异其趣的两个概念。事实上，在梁氏看来，传记还不仅仅只有史学性与文学性之分。梁氏认为旧史之不成史而只配给后人作史料，原因就在于旧史家分不清史学性传记的疆界，而每每与其他各家传记相混。

　　二、梁氏对史学性传记之操作原则的阐述

　　梁氏对中国古代史籍之不成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徒耗民智一直心有不满，所以很早就萌发了自编一部《中国通史》的想法，认为“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己。”[3]（七十三《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为了编写《中国通史》，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里分别论述了列传、合传、专传等史学性传记的具体操作原则。

　　（一）列传、合传的做法。关于列传，梁氏曾作这样的说明：“列传这个名称，系由正史中采用下来。凡是一部正史，将每时代著名人物罗列讲多人，每人给他作一篇传，所以叫做列传。”

　　那么列传该如何去做呢？梁氏主要对前人的经验作了一番总结。如为文学家作传，梁氏提出第一要转录他本人的代表作品；第二若是不登本人著作，则可转载旁人对他的批评。梁氏说明了这样做的理由：“为甚么要给司马相如、杜甫作传，就是因为他们的文章好。不载文章，真没有作传的必要”，那些优秀的作品，“如果当初正史上没有记载，也许失去了，我们何从知道他的价值呢？”所以“为文学家作传的正当法子，应当像太史公一样，把作品放在本传中”。至于要转载批评的文章，那是因为即使作品失掉了，因有评论保留，“我们还可以想见他的作风同他的地位。”

　　此外梁氏还分别论述了为*家，为*家同时又是文学家；为方面多的*家和方面多的学者；为有关系的两人及为许多人等作传所应遵循的一些原则及其理由。

　　对于合传，梁氏认为“他是把历史性质相同的人物或者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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