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想专传，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比如替一个大文学家作专传，可以把当时及前后的文学潮流分别说明。此种专传，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择出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为行文方便起见，用作中心。梁氏曾有过“以传代史”的宏大构想，希望能够选取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百位传主作为中心，把相关的各部文化都分别归到他们身上，“一传常可包括数百年”，他相信“用这种新的专传体裁做一百篇传，尽能包括中国全部文化的历史”。

　　那么，这种专传具体该怎样做呢？梁氏以自己酝酿多年而尚未做成的几部专传为例作了详细说明。比如《玄奘传》的主要目的”，所以在这部专传里，梁氏把玄奘作为佛教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提出应着重叙述释迦牟尼以来佛教教理的变迁，玄奘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玄奘之后佛教又是如何由大唐传入日本，“一直叙到现在。”至于玄奘的私生活，梁氏认为也是不可不写的，但必须巧妙地插入到佛教教理的叙述之中，“随时点缀，不必使人看出针迹缝痕”，以免冲淡了作传的真正目的而流于行状一类的文字。

　　三、梁氏对传记之文史关系的见解

　　自司马迁《史记》以来，中国古代传记即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如何看待既文亦史的传记，如何妥善处理传记的文史关系呢？这不仅是古代学者聚讼纷纭的一大话题，也是当代传记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对这一问题，梁氏同样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在梁氏的内心深处，首先即有史学性传记与文学性传记之分，在此基础上，根据两类传记性质的不同，或重文或重史，使用着两把相似而不相同的尺子加以衡量。下面我们即作一探讨：

　　（一）面对据事实录。古代中国是一个尚实的国度，早在先秦，孔子即以“不语怪力乱神”相标榜，这种尚实的风气给予文人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就以传记而言，自《史记》一出，首先受到肯定的就是它的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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