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传记还应负有供“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的目的。梁氏之所以强调要揭示因果，是因为“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在梁氏看来，作传的最终目的就是“鉴往知来”，“使今世之人，鉴之载之，以为经世之用”，“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3]（九《新史学·中国之旧史》）

　　通过以上论述，史学家眼中的传记可作如下表述：传记属于史学范畴，它是一种要求以忠实客观的态度，通过对真人真事的叙写，反映出历史之真相，并进而揭示人类历史进化的因果关系，以供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的文体。梁氏的这一传记概念，显然是属于史学性传记概念。

　　（二）传记是一种开放性文体。实际上，梁氏并不都以史学家的传记概念去衡量所有的传记。因为他已意识到传记是一种开放性的文体，它并不是唯此一种，而是允许有多种多样性质不同的品种存在。只要翻开梁氏《作文教学法》，我们就不难发现，他在其中所讲到的传记，实际上是文学家眼中的传记——文学性传记。

　　梁氏认为，以塑造人物形象为旨归的文学性传记，“最要紧的是写出这个人与别人不同之处。……相类似是人类的群性，不雷同是人类的个性，个性惟人类才有，别的物都不能有。凡记人的文字，唯一职务在描写出那人的个性。”[3](P17-18)他曾说：“《水浒传》写一百零八个强盗，要想写得个个面目不同，虽然不算十分成功，但总有十来个各各表出他的个性。这部书所以成为不朽之作就在此。懂得这种道理，对于传记文作法便有入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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