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梁氏传记理论的贡献

　　前面我们论述了梁启超的传记理论，其贡献可从以下三方面去说：

　　首先，梁氏能够拨开迷雾，通过宏观的审视，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性质不同的各种传记的客观存在，因而不强求一律，而是给予区别对待。梁氏虽未有史学性传记，文学性传记的直接提法，但他在不同场合的不同界说，实际上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给史学性传记、文学性传记作了区分，明确了它们各自的职责。

　　中国古代人物传记虽成熟极早，但由于它们是一种开放性的文体，一方面可以堂而皇之地跻身于正史之中，担负起载人载史的双重任务；另一方面又可离史独立，只要人真事真，任凭自由挥写；而且还可以改换面孔以墓志、行状等应用文式的面目存在，由于被这种复杂的现象所迷惑，古人长期以来未能看到它们的异中之同而把它们一一纳入到传记体系中加以宏观的审视，相应地，他们也就不可能在宏观的指导下，根据传记的同中之异分门别类一一给予科学的界说了。由于缺乏科学界说，论述上的顾此失彼，漏洞百出也就势不可避。由此可见，梁氏对传记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给予界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必将有助于把传记研究真正引向深入。

　　其次，梁氏从更好地为编写新史服务的目的出发，以新史学观念为指导，对史学性传记之操作原则作了具体的阐述。虽然梁氏以前，刘知几、章学诚等对传记也有过许多论述，但专以传记为研究对象，且论述是如此地细致入微，而又着眼于实际的操作应用，梁氏则是有史以来第一人。

　　史学性传记应遵循哪些操作原则，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梁氏知难而进，不仅对前人的创作成败作了阐幽发微、归纳总结，而且旨在破旧立新、发明创造，努力倡导“纪传体的编制，却兼有纪事本末体精神”，“读其传者，同时可知各个人的历史及一事件的始末”这一新型的合传体裁，并大胆构想出“为行文方便起见”而选中某一人物作中心，“一传常可包括数百年”的人为史用的专传模式。总体上看，梁氏对前人的归纳总结往往系统而能抓住要害，足可见出其对中国古代传记的准确把握；而属于自己的发明创造则每每举步维艰，难以圆满，但却给后人以无穷的启发，充分体现了其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