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以“重农抑商”作为基本经济国策，视君权神圣不可侵犯。魏源这些思想为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作出了贡献。魏源意识到改变生产方式将带来观念的巨大变化，而观念的变化将带来整个社会的进步。可惜，魏源的这一系列主张，在他那个时代及至整个近代史都被搁浅了，而日本人看到《海国图志》之后，走了这步棋，人家追上去了。直至今日我们的改革才触及到魏源当时就议论到的东西，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我们应该吸取这一教训，用更加开化的头脑、开明的态度，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凡是有益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好东西都拿来利用，推进中国的进步发展。
显然，魏源是认识到这一问题，他认为变易改革的标准只要“民便”、只要有利于人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
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斯于适足；治不必同，斯于利民。（注：《魏源集·默觚·治篇五》。）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标榜“重义轻利”，有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魏源一反罕言利、不言利的迂腐态度，把利诠释为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他说：“圣人利、命、仁之教，不谆谆于《诗》、《书》、《礼》，而独谆谆于《易》。《易》其言利、言命、言仁之书乎？‘济川’、‘攸往’、‘建侯’、‘行师’、‘取女’、‘见大人’，曷为不言其当行不当行，而屑屑然惟利不利是诏？……世疑天人之不合久矣，惟举天下是非、臧否、得失一决之于利不利，而后天与人合”（注：《魏源集·默觚上·学篇八》。）。他把利与仁及命并列，并作为天人相合的关键。他又从正面肯定了“小人喻于利”，肯定了庶民追逐正当利益的合理性。他说：“圣人以名教治天下之君子，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故于士大夫则开之于名而寒之于利，于百姓则开之于利而坊之于*”（注：《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三》。）。在如何追求个人利益的问题上，他批评了以读书作官为唯一取利手段的价值取向，鼓励人们通过从事工商活动去求利。做任何事情都应从利害着手：“利多害少，智者为之；害多利少，审时施之；有害靡利，无时而宜之。”（注：《魏源集·筹漕篇X》上第399。）
冯友兰先生说：“春秋公羊学出现在中国社会的两次大转变时期，而不在其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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