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这一思想与经世派的主张一脉相承。林则徐自称四岁时就从父亲那里接受了“从之无以至章句、皆口授之”（注：《云左山房文钞》卷二。）的儒家启蒙教育。魏源认为以往的经学之教弊在使“经术之教”与“政事之教”相脱离、相分裂：

自孔、孟出有儒名，而世之有位君子始自于外儒矣；宋贤出有道学名，而世之儒者又自外于学道矣。……《春秋》列国二百四十年，自郑人游乡校以议执政外无闻焉。功利兴而道德教化皆土苴矣。有位与有德，泮然二途；治经之儒与明道之儒、政事之循，又泮然三途。（注：《魏源集·默觚上·学篇九》。）

而这种经学教育的结果，不可能导向“以实事程实功”，而只能导致轻视政事。他认为，轻事功无益于挽救民族危亡，因而主张“以经术为治术”，把治经引向“治世”。魏源揭露了科举制度禁锢天下智慧，颓坏士人志节。科举制度以功名利禄诱使知识分子钻研八股，以为进身之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不问真才实学，而以内容空疏的八股时文取士，“试文衡，试言职，试枢密，无非衡书艺之工敏，声律骈偶之巧丽，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其部曹观政，无非胥史文例是求，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注：《魏源集·明代食兵二政录叙》。）。这种制度只能造就醉心功名利禄而不关心民众疾苦，只知舞文弄墨而不懂得国计民生的昏庸空虚的鄙夫。魏源直接把矛头指向了以《四书》、《五经》为范围的八股取士制度，认为：

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举孔门四科所不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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