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认为那些“言必称三代”的人，是“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只能说是“庸儒”，流毒无穷。他说：“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徒使晋人糠稗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同上）因此不能守旧泥古，而要变古因革。魏源认为今文经学，主要是西汉今文经学才能“承七十子微言大义”。他在论今文经学之复兴事出必然云：

西经微言大义之学附于东京，东京典章制度之学绝于隋、唐，两汉训诂声音之学熄于魏、晋，其道果熟隆替哉？且夫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注：《魏源集·古微堂文稿·为刘礼部遗书序》。）

魏源的今文经学思想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其“变易”主张更是直截了当、铿锵有力。魏源是在道光中叶，内部攘乱，外敌侵入之时倡言“变易”的。此时的时代环境已容不得动辄以经书为旨归，根据经书立论，围绕经书阐扬《春秋》之“微言大义”了。内忧外患，大敌当前，治经要“致用”才去作，“变易”是为了“经世”，以“救裨当世”。因此，魏源索性不拘泥于什么师法、家法，即不惑经崇上，也不泥守古方，直接上探西汉今文经学，即斥《毛诗》，又尊董氏（仲舒）。主张摆脱传注，直求经义，用自己的体会来解释经书，根据当时的形势，参考经籍，发挥经义。他说“故废谱而师心，与泥谱而拘方，皆非善弈者也。有变易之易而后为不易之易。”（注：《魏源集·默觚·治篇》。）他是为了议政言事借用今文，从明“今学之正”的。魏源以为六经“皆圣人忧患之书”，所以他和那些守家法、师法，为经学而治经学的考据正统派迥然不同。他比较强调口传微言大义对于《春秋》的重要性远胜于章句：

《春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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