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名称多有变化，唐宋时代称“行”，宋元至明初称“团行”，明中叶以后称“会馆”、“公所”和“公会”，另外也称“帮”、“会”、“堂”、“庙”、“殿”等，且在各个朝代的具体活动和有关规章制度亦不尽相同，但大量史料表明，就本质特征而言，中国行会和英国行会毫无二致，特别是在明清时期。
首先，在最具本质内涵的劳动资料从属关系方面，中国行会成员同样也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属于个人所有的劳动资料，否则就将被拒之门外。湖南安化建筑业的石、木、锯、泥各行工匠共同组建了鲁班会，1907年该行会决定提高工价，其原因在于“石木锯泥各行工价，原有成规，近因时值乏钱，备办器物不易，公议每行照旧加价十文，不准行内擅自准折增减，违者公罚。”（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第341-342页。）“器物”者，生产工具也。正因为各行工匠都必须自备“器物”，所以鲁班会决定提高工价，以帮助工匠渡过难关。上海星江茶叶公所敦梓堂根据生产工具（锅或机器）数量进行课捐，“本堂前征收各栈锅捐每对十文。现均改用机器，每机器一部，全年捐洋二元，由各栈作头代收。”（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853页。）这也表明该公所成员均占有不等数量的生产工具，因此公所将其作为课捐标准。北京靴鞋业，“有双线行者……其血本则夹板一具，坐凳一条，针线半筐，油灯一盏足矣。”（注：《申报》，光绪八年五月十八日。）“血本”中除线之外，皆属生产工具。部分行会还以条规形式，明确规定了每个成员允许拥有生产工具的最高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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