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中国行会都明文规定了其成员向帮工、学徒支付劳动报酬的标准。苏州浙绍公所同治九年章程规定：“众司公俸，准加不准减”；“徒弟一年，每月钱五百文，三年准工俸全工”。（注：苏州历史博物馆等主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4页。）1908年，北京马神庙糖饼行全行公议：“鄙行由十一月十五日起，各号帮案、烧炉人，每月工价银四两。副帮案、帮烧炉，工价银三两九钱。福禄角等，工价银三两八钱。节人三月至半年，每月工价银四两整。一个月至八十天，每月工价银五两整。浮帮忙节人，每天工价银三钱，至一个月算帐九两整。”（注：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48-149页。）这类条规表明，中国行会的经济活动是以作坊主为中心而展开的，为此他们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劳动资料，否则生产活动无从组织；同时帮工、学徒则利用作坊主的劳动资料出卖自身劳动力，劳动产品皆归作坊主支配处理，这是作坊主必须向帮工、学徒支付劳动报酬的原因。 

其次，虽然中国行会产生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大环境中，但其形成条件和存在基础却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行会成员也是中国封建城市商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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