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军舰上签约，对于中国来说有失体面，而对于耆英来说，仓促之间草率地接受这种安排，也有失谨慎。耆英事后自然也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一方面对在法国军舰上签约的事实隐瞒不报，一方面处心积虑地要在以后的条约互换批准仪式上找回颜面。

三　关于天主教弛禁问题的交涉

在谈判黄埔条约的同时，双方还就中国弛禁天主教的问题进行了交涉。两项交涉交织进行不能说没有联系，不过，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以法律观点而言，前一个问题属于国际法问题，双方为此进行交涉理所当然；后一个问题属于中国的国内法问题，法方提出交涉没有充分正当的理由（注：论者或以为，“以法理而论，弛禁天主教属行政命令，并不像条约那样具有法律效力”。见王立新《晚清政府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政策》，《近代史研究》1996年3期。）。这就决定了两个问题的交涉在性质以及方式方法上的不同。这里简要地予以说明。

拉萼尼所奉使命只是与中国谈判缔结一项通商条约。但是到中国以后，他开始考虑在通商条约之外，如何有利于法国在文化方面对中国施加影响，“排除使中国隔绝于西方的世俗障碍”。他认为“我的权力范围使我的想法有回旋的余地，以后的形势将决定我在这方面采取最合适的方法”。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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