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没有得到法国政府的明确指示，拉萼尼知道自己必须十分谨慎，“尤其要避免提出过分的不可接受的要求而使使命落空”（注：拉萼尼致基佐（1844年9月1日），Lavollée前揭书，34-41页。）。这种顾虑，使拉萼尼不能以明确的方式直接向中国提出缔结通商条约以外的要求，因而颇费心机。
那么，天主教弛禁问题又是如何在交涉中提出的呢？
按照拉萼尼的想法，最好是引导中国方面主动提出天主教弛禁问题，这样法国就不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注：拉萼尼致基佐（1844年11月1日），Lavollée前揭书，118-144页。）。而在中国方面，耆英虽然在10月5日和6日的会谈中拒绝了法方的各种非分要求，但拉萼尼所表现出来的姿态仍令他难以释怀。10月7日，他致函拉萼尼，表示“连日会晤，畅叙情怀……尤恐衷曲未由尽达。是以特申尺素，略表寸丹，幸采揽焉。”先用私函形式与拉萼尼沟通后，函中又说：“至贵国与中国既毫无衅隙，而贵大臣之来粤又专主和好，非为贸易，诚如昨日所言，非英吉利、米利坚二国可比。惟其无求于他国，所以为大邦；惟其结好于良友，所以为仁义。不佞于此中情形亦能窥测，必当重申要约，垂之万年，以见我两国和好之真诚，并我两人曾经切实结约之确处。断不令贵大臣徒劳往返，仅定一贸易章程也。”（第1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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