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这封信，“无非是想表达一些不便直截了当说出的话，即如果法国想证实自己是个高贵的、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家……就不该提出任何要求”（注：卫青心前揭书，347页。）。但也有学者认定，耆英这封信最后一句话的“真实含义是，除了通商条约以外，他还将另有酬值”（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538页。）。
拉萼尼也觉得耆英的这最后一句话有言外之意，他虽然不能肯定耆英的意图，但认为可以抓住机会做文章（注：拉萼尼致基佐（1844年11月1日），Lavollée前揭书，125-126页。）。10月10日，他复函耆英说：“今所立和好贸易章程，是初着一步也，在本国见不佞酌立章程，各皆心悦。但不佞知贵国泰东大邦，欲示以友爱之道，尽有别端。凡孰为便益，孰为相宜，贵大臣筹之熟矣。”（第14件）同时，拉萼尼授意加略利在条约谈判之外私下提出天主教弛禁问题。于是，13日加略利利用晚宴的机会交给中方一个方案，希望由耆英宣布：为了消除将来可能破坏中法两国和睦相处的因素，将奏请中国皇帝废除禁教法律。对此，中方于14日表示基本可以接受，但必须声明：对于藉习教之名为非作歹者仍应照例治罪。加略利认为，“这是中国人在装作同意的同时，为达到重申禁教目的所耍的狡猾手段”（注：卫青心前揭书，367页。）。
15日，中方同意不提教徒可能犯罪的问题，但坚持拉萼尼必须先以正式照会作出请求。拉萼尼为此照会耆英说：“照得本大臣会晤贵大臣，敷陈以来，嗣承贵大臣友爱，遣达玉函，所云不令本大臣徒劳往返仅定一贸易章程等因。迨观承办人等，日逐会议，宣布贵大臣德意，温其如玉。本大臣并不臆度，贵大臣衷情与下怀相左。兹本大臣惟愿洞悉，相谈互论之余，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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