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这套抵制到底的理念，一直成为义律处理林维喜命案所坚守的重要原则。在此前提下，义律在给中方官员的函件中，明目张胆地表示：“最确切无疑的是，如果有人揭发这个不幸的人系因一名英国臣民的行为而丧失生命，而且该罪犯被发现，那末，将按照他本国（指英国——笔者按）的法律立即把他交付审判。”（注：《义律海军上校致巴麦尊子爵函》，1839年7月18日，同上书426页。）在另一封致钦差大臣委员的公文中，义律再次强调：“在本领事所管理之内，倘有犯罪者，义律自应加意勉力，认真查察。如果系英吉利国人犯罪，即将犯人依照本国律例审办也。”（注：《道光十九年第9 号——义律海军上校致钦差大臣所派官员函》（标题为笔者所加），道光十九年六月十一日，《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167页。）义律的言论， 无疑为干涉中国的司法自主权走出了第一步。

当义律在香港调查此案时，其实已经掌握了6名疑犯的资料，最后，他运用自己权力的极限，决定将审讯付诸实行（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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