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英两国相隔数万里，对于一切通讯和公文传递往还，必然花费数月至半年的时间，义律在当时是否能够清楚了解其本国政府对林维喜事件的立场及是否得到授权设立法庭进行审判，是一项重大的疑问。可是义律却越过这些规定与约束，径自审理此案，并在法庭裁决后的数天，便将审判的结果通知澳门军民府，信件的内容提到他要依循英国君主的谕令，不能将罪犯交出，而且他亦没有发现该罪犯（注：《道光十九年第90号——义律海军上校致澳门军民府函》（标题为笔者所加），道光十九年七月初八日，《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220页。）。 义律这种做法尤如林则徐所指：“尔身为一国之吏，偏压受害死者之阴魂，有此理否？”（注：《鸦片战争》2册，214页。）事实上，义律所摆出的是一副为所欲为的态度，对中方官员要求交人之事，完全充耳不闻，他甚至有一段时期停止接收任何中方官员的函件（注：《义律海军上校致钦差大臣所派官员函》，1839年7月21日，《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38页。 林则徐与邓廷桢对义律拒收谕帖之事极为不满，见林则徐、邓廷桢《会谕澳门同知再行谕饬义律缴土交凶稿》，道光十九年七月十四日，及《札新安县将澳门厅缴回谕帖转给义律》，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林则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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