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的农民群众，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他们生活在闭塞的农村，墨守成规而又彼此隔绝。“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697、693页。)同时，封建时代的农民群众还深受宗法家长制的束缚。宗法家长制的基本原则，是所谓“家长之言语、家人之承听也。”“家长之举动，家人之模范也。”(光绪《濡须胡氏宗谱》卷1，家规。)尊崇家长，一切听从家长，是小农的重要思想信条和道德标准。在每个小农的家庭内部都是家长制的绝对统治，在整个社会上也只有依靠家长制才能把互相孤立的各个小农在绝对的意志之下统一为整体。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小农在*上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697、693页。)处在这种绝对统治地位的农民领袖，决不能越出小农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产生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们建立国家政权时，自然也不会把纯属子虚的农民民主灌注其中，设计出一个限制君权、既民主又集中的政权构成蓝图，反而采用君主制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倒成了历史的必然。综观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就可以发现农民群众常常幻想出现一个“真命天子”“替天行道”，农民领袖称王称帝更是普遍的现象。显然，太平天国也决不会例外。 

　　农民阶级是一个与封建制度一起诞生的阶级，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新的社会制度，既无力消灭封建生产方式，又无力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制度。因此，起义农民在建立国家政权时，只能从在它以前已经存在的*制度中汲取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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