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歡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1页。）尽管他的论述只是机械地从表面上认识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但毕竟开启了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中西文化的先河，且为日后高举“科学”、“民主”两面大旗的新文化运动作了思想上的铺垫。
戊戌新学还表现一种思想超前的趋向。在新学家的著述中，设议院、开制度局的议论比比皆是，但在实际*活动中，这些无一实现。当然，“凡不承担具体的社会责任，或者说那些在野的思想家总是较容易地走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所发表的见解也往往超越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注：马勇：《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1页。），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戊戌新学与当时社会文明程度不协调的超前意识。我们更应看到，在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前，“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戊戌新学虽然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但毕竟迈出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的重要一步，其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资料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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