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新学家未能完全与旧学完全决裂。首先，新学巨子康有为的三世说便因袭了公羊学说的外衣。他正是用公羊三世说，为其社会进化论作掩护。其次，新学家在谈及西学时，常陷于某种程度的“西学中源说”。如严复认为：“观西人名学，……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9—170页。）唐才常也说：“今新学家言，……若《管子》、若《墨子》，……弗赘述。”（注：《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页。）谭嗣同甚至称：“盖举近来所谓新学新理者，无一不萌芽于是”（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9页。）。再次， 出于某种调和中西文化的需要，有时新学家对旧学也加以肯定，对传统文化力图取其合理的一面。可以说，新学在不仅没有完全与旧学决裂，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它，只不过揉合西学加以改头换面而已。

三、戊戌新学的基本特色 

第一，鲜明的*性。戊戌时期的新学，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盛行起来的，即“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注：《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04页。）从一开始，它便具有明确的*目的——变法以救中国，“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上下求索’”（注：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新学中诸如民权说、进化论等，其实质都是为变法维新这个*目的服务的。新学家们认为：“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并指出不变的严重后果是：“中国不变法以期振作，使外洋人而代为变之，则养生送死之利权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黄种之民胥为白种之奴役”（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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