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常理看，新当与旧相对应，新学当与旧学相对应。但应当明确的是，新学决非凭空而能产生，或者说主要从西方传播而来的新学，不可能排除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内容而独自生根、开花、结果。这是因为，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整合，不可能全方位地排斥另一方、消灭另一方，而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产生。即使是在晚清国势日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经逐渐形成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也不可能把西学一丝不变地搬用于中国，并能使久远深厚的中国文化彻底得以改造。事实是，晚清新学与旧学、西学、中学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张之洞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注：《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40页。）在这里，他把中学——中国传统文化当成旧学，把西学（他更重视西艺）视为新学。这与维新时期的新学观大异其趣。在戊戌时期的新学家那里，西学不同于新学，中学也不等同于旧学。唐才常即认为：“天地自然之理，无判中西，无殊古今。”（注：《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2页。 ）梁启超也指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故他们主张中西会通，“建设新学派，鼓舞人创作精神”（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作为新学家之一的严复更大力批判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指出其“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5页。）“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注：《严复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梁启超一针见血的说：“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并毅然决然地宣布与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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