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具有新旧调和、中西调和的特性。戊戌新学在其内容上，是杂揉中国旧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结合物。其时，新学家已经意识到西方“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4页。）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变革的巨大困难，“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9页。）故而在新与旧之间寻找平衡，在中与西之间谋求调合。这实际上是继承了早期改良派“宜考旧，勿厌旧；宜知新，勿骛新”（注：《庸庵海外文编》卷三，《考旧知新说》，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25页。）的思想。在中西方文化间寻找交流、整合的楔入点，是戊戌新学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在实际活动中，新学家们也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

新学的调和性不仅体现在中西之间，也体现在新旧之间。新的本意有两种：一是性质上的新即质变；二是形式上的新即量变。如前所述，戊戌新学在性质上有变化，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质变；在形式上也是如此，因而给人有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如，在戊戌新学内容中，即融入了大量中国传统学术，康有为甚至搬出孔子作为其改制的先圣，凡此种种充分说明当时的新学家为减少阻力，多采取调和新旧的态度。

第三，具有对旧学的巨大冲击力。戊戌新学一出现，便“以大海潮者，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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