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版，第67页。）“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者何？公而已矣”（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而“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浡兴。”（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这些都与君臣之义、三纲五常相背离，无疑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其次，它积极宣传西方进化论。在中国的儒学思想中，无论宋学、汉学，甚或是最讲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故力主人们回复到夏、商、周三代之盛世。而进化论则“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注：《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0页。）认为未来比现在更美好，力主人们追逐未来。可见，新学与旧学的最大区别在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页。）”再其次，新学的倡导者们聚集于进京会试的士子之中，冲破“士人不准干政”的*，发动了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使新学“吐万丈光芒”，“而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自此以后，“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4页。）
从文化学角度看，新学和西学二者的差异性正反映它们是不同质的两种层次的文化，而二者的根本岐点正在于物质的“求量变”和精神的“求质变”。如果我们象前人一样视西学为“奇技*巧”，那末对于与封建伦理根本对立、充满资产阶级新文化气息的新学，就不得不承认其是对封建思想的根本叛逆，已触及到了传统文化中最深层次的东西。新学激烈的反传统态度和西学的中性立场，无疑是二者内容上根本区别之所在。
第三，新学和西学在传播途径和影响力上的差异。西学是伴随着传教士在19世纪中期的活动而传入中国的。观其方式，大致以办报译书、设学校等为主。就其影响力而言，译书与办报是西学传播及重要的手段。因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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