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陷廓清之”，使当时学者士人“一旦尽失其故垒，悯悯然不知其所以事”（注：《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4页。），从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从其对中国传统封建学术的威胁而言，社会影响极大，使中国民众“识议一变焉”（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8页。）。从学术意义上讲，这种冲击力有利于启发学者的怀疑精神，使之在某种程度上去揭示中国传统学术的贫乏，用以表现学者向往追求新文化的倾向。黑格尔认为，认识法则的合理性就是启蒙。从对旧有文化传统的冲击力来讲，新学的作用是巨大的，这是对近代中国进行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用张之洞的话说，戊戌以后“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注：《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04页。）正是在戊戌新学的影响下，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体系逐步建立起来。“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革”等应运而生，资产阶级新文化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四、余论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中西会通的过程中整合、发展起来的，在外力的冲击和自身衍变的合力下，其改变了自身的文化生态。戊戌新学的出现，正是中国近代文化模式演变的一次尝试。但其中又包含内在的逻辑矛盾。这种矛盾，与新学家们自身的文化修养、中国近代文化生态环境以及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还应指出的是，戊戌时期的新学，是新学家们用理性的眼光审视中西文化的结果。所谓理性，指的是“把一切现象都归因于自然而不归因于奇迹的倾向。”（注：汉默顿：《西方名著摘要》，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94页。 ）戊戌新学已经是仁人志士用理性的眼光去认识中西文化差异的起始，他们已经摆脱了以“奇技*巧”看待西方文化的窠臼。严复曾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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