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新学与西学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同一性。首先，西学也好，新学也好，都具有明显的西方化色彩。洋务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用”，指的便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张之洞说得更清楚：“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注：《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40页。）。其次，从内涵上讲，西学应指一切从西方传过来的、非中国所固有的东西；而新学，检诸内容，可以发现，其核心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尽管它在表现形式和其它方面还存有传统旧学的遗痕（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讨论）。在严复、康有为等新学大家的著述中，新学与西学概念，往往混用。如梁启超曾说：“风气渐开，敌氛渐逼，我而知西学之为急，我将兴之”（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又说：“提倡新学，……则其力量亚于变科举者无几矣！”（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再次，新学与西学这两者都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文化的特质。西学的广义内涵是西方文化。从中西文化交流角度看，新学本身即是西学东渐的一种形式，一个阶段，二者统一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之中。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新学与西学更多地存在着种种差异性。

第一，新学和西学存在文化层次上的差异。文化的传播、交流是长时间整合的结果，一段时间内总有一种文化形态占优势。就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过程而言，早在明末清初，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便把西方文化传入到中国，并得到中国知识分子徐光启、李之藻的认同。这是西学东渐之始。然而，象一些学者那样，将这时期的西学东渐与晚清西学东渐看成一个整体，并沿用其“西学”名词来对戊戌新学与中学作比较研究，我们以为是不洽当的。检诸史料，可以看到不可忽略的一个现象是，在明末清初传入到中国的西学之中，大部分内容是科学技术知识和宗教神学。因此，从文化学的视角去审视明末清初传入的西学，物质文化无疑占了绝对优势，故而在思想领域中，传统文化仍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即使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欧风美雨大肆冲刷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里，由于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西学的输入仍然是物质文化占据优势，而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几乎是一个禁区，鲜有士人敢越雷池一步。所以，直至戊戌以前，西学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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