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西学和新学差异时，还有必要追溯至西学之故乡——欧美。早期由传教士输入到中国的西学，由于教会的控制和神学的偏见，传入的只是欧洲的“古学”、“旧学”，只是欧洲没落的宗教神学和纯物质文化的科学技术。而“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1页。）也就是说，西方文化也存在新旧之分、古今之别，不可一概而论。从文化学意义理解，戊戌以前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前输入中国的主要是欧洲没落的宗教文化和低层次的物质文化，大部分在彼也只是“古学”、“旧学”，其与近世西方新学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第二，新学和西学在内容上的差异。鸦片战争以来，西学由中国沿海地区逐渐涌入内地。然而，检诸19世纪中期的译书著作，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译书多集中于西方自然科学和宗教神学以及符合中国传统学术范式的史地著作，至于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则涉及不多。如传教士于1843—1860年在上海的译书，史地语言类占10％，宗教类高达80％，自然科学类占10％；中国人官办译书局的译书，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例，自然科学类书籍占80％，社会科学类只占20％，其中近半数又是史地著作（注：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00、205—213页。）。

到了戊戌维新时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制度及自由、平等、进化论等资产阶级思想内容的新学已占很大比例，晚清“学术几为一变”（注：《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51页。）。而这种新学始具有完全意义上的内涵。首先，它触动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在当时，认同和宣传新学的人们已看到，封建的三纲五常“不惟关其口，使不敢倡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因而盛赞：“西之教平等， 故以公治众而尚自由。”（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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