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起来是在1908年11月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是时，光绪弟载沣以摄政王监国，身居海外的康梁党人因丁未政潮、政闻社事件等与袁势成水火。转而指责袁告密是导致维新失败先帝蒙难的原因，呼吁载沣“杀贼以谢天下”（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632-635页。）。朝中权贵与清议也想借机排袁，推动杨锐之子交出“戊戌密诏”，重翻旧案（注：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卷九，《赵柏严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袁世凯亦托人发表《戊戌日记》，为己洗刷。此一阶段，对该案的评价与当时的*斗争搅合在一起，多以当事人的*倾向为依归，立场不同，论说也两端。即便是出自同一作者的手笔，因前后情势变化，记述也很不相同。典型的例子便是《戊戌政变记》的“日本铅印本”与后来“中华书局本”的叙说差异。因当事人格于当时政见，难免有曲笔改判的情形。于此，梁启超本人也并不隐讳，他在民国十一年撰《中国历史研究法》，于“鉴别史料之法”一节中专门将此提出：“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亦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也。”（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但是，早期的言说者多为亲历亲见，他们的记述又是原始资料，舍此，戊戌案的研究便无从着手。这种“将真迹放大”的资料恰恰构成研究是案的史料基础，这也正是造成后来者长期莫衷一是的个中症结。
道德评判阶段（约1916-1950年代）。此间，袁世凯帝制自为，遭国人唾弃，身败名裂。对其戊戌年作为的负面评判也更多地转移到道德层面。认为此人是一世奸雄，工于作伪，所言所行多不可信。戊戌告密是其根深蒂固的品性使然，以袁“那种人格而论，可断定他出卖光绪之行为，极其可能”（注：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第82页。）。人们多愿相信对其指责的记述，而对其辩护的文字每每指斥为“伪作”。此时的论著大部分都言之凿凿地认定袁告密是酿发政变的主因。（注：袁世凯死的当天，黄炎培即撰《吾教育界袁世凯观》发表于各报，内言“今日得耗，袁氏已矣。彼一生之所为，在*上自有所以判定之者。余不善谈*，此笔此口，愿以让诸*家。”随之，黄列出“愿与吾全国人共试读之”的袁世凯一生提供的九条“大教训”，几乎全从道德立言。最后的结论是袁世凯“直牺牲其一生之事业名誉与其生命，亲以其身为道德试验品”。并建议以袁世凯死日“为道德纪念日，各昭其青年，无忘无忽此民国开基大教训。”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3)，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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