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鄙见，既不接受八月初五日(9.20)袁世凯回津告密是引出次日政变原因的旧说；也不接受袁世凯告密没有引出政变而只是引出“戊戌六君子”被害的新解。窃以为：袁世凯是告密了，但不是在初五日返回天津之后，而是在见到谭嗣同后的初四日(9.19)，袁告密是造成慈禧提前回宫发动政变的最直接原因。下面具体申论之： 

首先，来自袁世凯记述中露出的蛛丝马迹。是否告密，袁是第一当事者，其他人的转述均没有本人的叙述来得直接。所幸，袁为洗刷自己，也有文字存世，这就给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手材料。袁所留存的《戊戌日记》虽有多种版本，但内容基本一致（注：《戊戌日记》又称《戊戌纪略》，存世的版本有宣统元年的“南通书林本”；民国十五年的“上海申报本”；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抄本（被收入《戊戌变法》（一））以及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抄本等。）。“日记”末尾记曰：“时在八月十四日记于天津督署”，也就是写在政变刚发生后的9月29日。罗家伦认为此言不可轻信，因“日记”是一篇纪事本末式的长文，并非按天写成的日记体，“日记”很长，结构精制，“断不是第一天说后，第二天就可写好交卷的”（注：罗家伦：《一个几乎被失落的文件》，台北正中书局：《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二辑，第2页。）。实则，袁本人并不讳育“日记”是事后追记，八月十四日本身就是事后，故而某些段落写成纪事本末体也是自然。“日记”大凡有两类，一类是“写给自己看的”，另一类更多的是写给别人看的，即所谓“以日记为着述的”，《戊戌日记》便正好是此类“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著述体”日记（注：鲁迅：《马上日记》，《鲁迅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89-290页。）。它在戊戌时写就，是意存胆怯预留后路的伏笔，它在戊申（1908年）后抄出，是为了用旧文替当下申辩。这样的“日记”写得比较“技巧”也是情理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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