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判阶段（约1960年代—）。先是台湾学者以较超然的学术情怀关注案件，吴相湘作《戊戌政变与政变之国际背景》，以文本互证来申说“戊戌政变并非如世俗所谓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始爆发的。”刘凤翰则以绵密论证反驳吴氏的意见。（注：刘凤翰：《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台湾）传记文学丛书91，台北，1979年，第9页。）1963年，萧一山根据《续孽海花》的描写对袁告密时间提出新看法（注：萧一山： 《戊戌政变的真相》，（台湾）《大陆杂志》第二十七卷第七期。），所据为小说家言，多为学者不采，但毕竟提出了另种思路。1970年，黄彰健刊出其在戊戌变法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内有专篇《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注：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刊54，台北，1970年。）。黄著具相当功力，其后戊戌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均循其思路而来。1980年代后，在较宽松的学术氛围下，大陆学人异军突起，利用大陆档案馆收藏的丰富资料，将该课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学者们根据档册的记载准确地订正出慈禧回宫的时间不是1898年的9月21日，而是19日，从而使20日荣禄得袁世凯密报后“闯园告变”的旧说失去时间和空间的凭藉。大陆学者由此而入，还利用清官内外的种种异象对政变原因作出新解，持不同意见者也不乏人，双方有激烈辩难，在该议题上的自由争鸣由点及面地反映出比较独立的学术时代的来临。（注：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见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载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林克光：《戊戌政变史事考实》，《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等。） 

时至今日，对疑案的阐释经历了*、道德的评断而归于学术的研判，感情因素日少，理智因素增多，题外的“画外音”渐少，而更多地归于就事论事。这一切，无疑为研究更加趋近史实开辟了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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